作者/来源：2017/07/01 《新加坡文献馆》
~作者：余山农
一、序说
二、战后政局
三、迫害政策
四、侨教救亡
一、序说
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，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，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。
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。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。二战之后，英国人回来继续统治。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，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。一九四九年，中国革命后，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，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。
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，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，中国革命后四年，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。
二战之后，局势依旧动荡，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。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，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。一九四九年，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。一九五三年，成立南洋大学。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，在当时只是一个地方。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是一个地方的两件相关联的事。
马来亚华人公会是个政党，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成立；成立南洋大学则是发展民族教育，传承文化传统，抗击外力同化。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都是在捍卫民族权益和生存权力。南洋大学的建校运动，马来亚华人公会始终大力支持。
成立南洋大学比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艰难得多。全靠华侨领袖坚忍不拔的精神，侨众同心协力的不懈支持，南洋大学才得以建设起来，实现百多年来民族教育的梦。
一九五七年，马来亚独立。在这场独立运动中，华人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政权基本掌握在马来人手中。马来亚政府继承了英国人制定的种种歧视华人的政策。不过，由于华人有很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，并且参与政府，因此，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并不十分强烈。况且，华人与马来人属于不同的种族，强烈的迫害势必引起种族冲突，造成政治不安。因此，华人生活一时尚能得到安稳，但威胁仍然时时存在。
一九五九年，星加坡全面自治，一九六五年独立。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由同一批人组成，掌握政权。这批人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，他们都有华人血统，而且还有个华人的姓名。外表看起来，跟一般华人并无不同。他们其实是峇峇人，也就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华人。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，这些人的心态也并不完全一样，而且完全相反。有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（华人），例如林文庆和陈祯禄，有的不但不认同，而且看不起中国人（华人），例如李光耀。一九五九年之后，掌握星加坡政权的就是后一种峇峇人。他们都受英文教育，多不会说华人方言，而且视中国人（华人）为仇人。这一种峇峇人就如唐人诗中所说的：“汉人学得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”。虽然原本是汉人，却因为学得胡儿语，便以为自己也是胡人，便反过来欺压汉人。
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前，便培养这一类峇峇人为代理人，掌握政权，继续英国人制定的政策，迫害华人。由于他们已被英国人所同化，他们也希望同化华人。
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后，其代理人李光耀对华人的迫害，变本加厉，制定恶毒的政策，同化华人。由于他们有华人的血统，看起来像华人，外人并不以为是同化，更不以为是消灭种族。
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所制定的同化政策中，最恶毒的是消灭华人教育的政策，并由此进一步消灭华人的语言和文化。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，并最终被关闭。
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（见齐简《李光耀的十项成就》，刊新加坡文献馆）。希特勒有句名言：
要消灭一个民族，首先瓦解它的文化；要瓦解它的文化，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；要消灭这种语言，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。
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。
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，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，轰轰烈烈。在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，步上正轨，日渐发展。三年后，即一九五九年，李光耀掌握政权。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。南大从此开始受尽逼害，直到被关闭。
南大的二十五年历史中，二十二年实就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。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，而是星加坡华文教育整体。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，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，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。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之后，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，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。这一段历史，令全体南洋华人十分愤怒。先贤创办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容任何人诬蔑。
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，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，传承民族文化的梦。由商界贤明的人倡议，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。上自名商巨贾，下至劳工小贩，人人参与，人人奉献，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，全无私心。群策群力，众志成城，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。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。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，是可歌可泣的史诗。本书即如实记录并讨论整个创校运动，让后人重温当时波澜壮阔的情景，了解真实的历史。
二、战后政局
一九四五年，第二次大战结束了。战争结束，带来和平的年代。在战时生活过的人都渴望和平，因为和平带给人希望，但生活在星马的华人，和平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残酷时代的开始。
当日军南侵时，守土的英军，原是以逸待劳，却不堪一击，不战而降。抵抗日军的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。英军于是只好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，由马共游击队抗击日军。这样的联合，在英国人只是权宜之计。
马共为马来亚的自由而牺牲，战争结束后，英国人却不让马共独立存在，而要招安解散。
当时中国内地，在日本人投降后，内战方酣。一场革命正席卷中国。
南洋华人之中，商界的鲜明之士，已看出时局的苗头，顿然觉悟，必须发展自己的大学，用以救助自己的民族教育和民族生存。
一九四六年，华人商界的三位贤人，陈六使先生（1897-1972）、李光前先生（1893-1967）、黄奕欢先生（1908-1985），向陈嘉庚先生（1874-1961）提出创办大学的事。这件轶事鲜为人知。杨进发《创建南大二三事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：
今天想来，此位先贤似乎有托孤之意。他说：“倡议华文大学是于1946年由三个人联合提出。”这三个人，除了陈六使与李光前之外，便是他本人。 此三位人士都曾受过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感召，都曾经是陈嘉庚筹赈救国的支持者。1946年，他们三人共同到怡和轩俱乐部去拜访陈嘉庚，并征求陈嘉庚对创办华文大学的意见。如果陈嘉庚赞同，他们便请陈氏出来主持大计。陈嘉庚当时满口反对，认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，全无经济条件创办大学。陈嘉庚反建议地说：“如果华校高中毕业生要升学，他们都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。”从这一次偶然的口述历史资料中，我们似乎必须把创办南大的议程，提前到1946年，而倡议者有三人，即陈六使、李光前与这位老先生。……他是黄奕欢先生。
当时，陈嘉庚先生是星加坡福建会馆总理。星马两地，福建人在华人中占多数，商界的成功人士，也以福建籍为多，福建会馆在侨界很有影响力。
一九三七年，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，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，筹募资金，支持祖国抗战。
陈嘉庚先生常说：“金钱如粪土，散播才有用。”他本是富甲一方的商人，在国家有难时救国，在国家衰弱时，兴办教育，以教育为“启迪民智”的措施。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件事便是救国和兴办教育。他把一生钱财都用在救国和兴办教育，不留给子孙。
一九四六年，二战刚刚结束，南洋各地，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，在南洋兴办华文大学的确不容易。办大学於时局为需要，於能力则不足。
陈嘉庚先生建议，南洋学生到厦门大学深造是切实的办法，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办法。南洋学生除非得到赞助，离乡背井到远地去深造并不容易。况且毕业生越来越多，厦门大学未必容纳得了。就长远来看，本地必须有自己的华文大学，让华校学生有机会在本地升学。这就好比餐馆和住家厨房的关系。市区的餐馆形形色色，样样都有，但住家还是得有自己的厨房，方便饮食。
这个时候，马来亚华人所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升学的问题，还有一场更大的噩梦。战争结束并没有给马来亚华人带来和平的日子。
二战期间，日军长驱直入马来半岛。英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日军。一九四三年，英军不得不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，由马共带领游击队抗击日军。大战结束，日本投降后，英军在重临马来亚，却对马共不信任，不容马共公开存在，要马共解散。
当时，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席卷全世界。英国拥有最多殖民地，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首要目标。马共要为马来亚独立而继续斗争。
一九四八年，马共不接受英国人的招降，重回森林打游击战，打击英国人，以建立独立的马来亚为目标。英国人于是颁布紧急法令，即《1948年紧急条例法令》（Emergency
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）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目标不只仅仅是马共，而是全体华人。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华人，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由于一般华人没有自己的土地，迫于生活，只能在山边树林旁耕种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从不过问政治的事。虽不过问政治，却遭受政治逼害。因为英国人认为华人农民帮助马共，便横加迫害。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英国人组织一个垦耕者委员会，专为迫害华人而设，拟定了一份《垦耕者报告书》(Squatter
Committee Report 1948）。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殖民政府接受了这份报告书，借口在山林边缘地方耕种的华人帮助马共，把他们移殖到新的地方，以便监视控制。这新的地方实际就是集中营，惨无人道。
在接受这份报告书之前，英军对待华人已经十分残暴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九日，马华公会成立前一个月，陈修信（1916-1988）在当时的《马来西报》发表《暴徒之胜牌》一文中说：
从本人之观点看出，本邦社会之上下阶层人士开始咒怨英国人之行为与日本人不相上下，有者甚至说其比日本人更毒辣……
上述观点或太笼统而过分，但大肆焚烧村庄之举动（如嘉照胶园集体枪杀华裔胶工事件），及任何人有被嫌疑即扣禁之可能性、集体处罚之封建制度、运带军火处死刑、军队人员搜查时趁机掠劫，以及可使华人驱逐出境的威胁（除生长于槟城及马六甲的英籍民之外），均使一般人相信英国人的手段比日本人毒辣。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在雪兰莪州新古毛的峇东加里，有二十四名华人村民被英军冷血枪杀。从这件事可见，当年英军对华人的暴行比日军更加毒辣，不下于希特勒德军对犹太人的暴行。
英军不但摧残华人的农作物，更推倒房屋，放火焚烧，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，与日军的三光手段不相上下。当时华人，受苦受难，惨绝人寰。
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受帝王统治，面对种种压迫，养成不关心政治，只当顺民，以求平安的心理。迢迢千里到南洋来谋生，在山边耕种，以求温饱，不理会政治，万万想不到却遭受政治逼害，无处伸冤。
时局情势十分严峻，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。就在这个困难时刻，马来亚商界的贤明之士，发起成立马华公会，领导人即陈祯禄先生。
陈祯禄先生在战时避居印度，在战后返回马来亚。他原本打算通过马来亚华人商联会，争取马来亚华人的利益。
一九四七年，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，召开马来亚华人商联会第一次代表会议。出席会议者有：陈祯禄、李孝式、李光前、黄树芬、伍瑞琴、刘伯群等人，都是马来亚华人商界的重要人物。当时还邀请英国驻马星最高行政专员麦唐纳出席。他在会议开始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，然后离开。
第一次代表会议后，陈祯禄领导一个代表团，前往会见麦唐纳。麦唐纳认为，商联会只是代表马来亚部分华商，不能代表整体华人社会。陈祯禄于是向商联会提议，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。
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，在紧急法令实施八个月后，马来亚华人公会正式成立。首任会长即陈祯禄先生。陈修信此时担任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。
马华公会的成立，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，改变原先对政治冷漠的心理，敢于起来参与当地政治，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。
一九五零年三月，英国人对华人实施残酷的统治政策，就是臭名昭著的毕里斯计划（Briggs Plan)。英国人借口华人农民支持马共，横加逼害，把他们统统驱赶入集中营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集中营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住，前后有两个铁栅门。军警在铁栅门严格搜查，村民进出都得带准证。从傍晚六点到明晨七点是戒严时间，村民必须留在村内。晚上八点以后，如走出门口，可能被枪杀。这是当时的戒严令。
在二战期间，英军战败，被日军俘虏，关入集中营。战争过后，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来迫害无辜的华人，关入集中营。英军的残暴不下于日军与纳粹德军。在全马各地，这样的集中营为数达几百个，就是至今还存在的“新村”的来源。
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四年，马来亚总共建立了六百个新村，移殖了五十万华人。马华公会竭尽所能，帮助华人移居。
陈祯禄先生在二十年后回忆说（见《马华公会建党史话》，马华公会20週年纪念特刊）：
1949年2月马华公会成立，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马来亚的忠诚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受到苦难。紧急状态不但危及许多华人的性命，威胁华人的切身利益，而且还使人怀疑我们对本邦的传统忠诚感。我们之中已有许多人以马来亚為其永久家乡。
一九五零年二月，马华开始发行彩票，用发行彩票所筹到的款项，资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中生活的华人。
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，连瀛洲与黄奕欢二位先生抵达怡保，为南大建校宣传时，马华要员梁宇皋在会议中建议发行彩票，以筹募南大基金，就是因为马华曾经发行彩票筹款的缘故。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后，中国政局剧变。这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加不信任，而且仇视华人。于是，拟定种种教育政策，针对华人。其目的是同化华人。四面八方的迫害，使华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。
（待续）
